对于恶性肿瘤，现在普遍提倡三早(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为了早期发现肿瘤，政府提倡开展肿瘤筛查或普查，加上医疗机构的推动，商业化的运作，我国的肿瘤筛查规模不断扩大，早期肿瘤的发现率或检出率也不断提高，很多早期癌症被及早发现，其中包括一些癌前病变、早期癌、隐匿性癌或微小癌、惰性癌或上皮来源的惰性病变。这些病人也获得早期治疗，癌症治愈率也因此有所提高。

      看来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但近年也遭到质疑，主要问题是：肿瘤筛查导致一部分惰性肿瘤的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增加了患者的机体损伤、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也浪费了医疗资源，但癌症死亡率并无明显下降，过度诊断或误诊率却有所增加，其负面作用已受到学界关注。韩启德院士在2017年就曾撰文评价癌症三早方针，认为在健康人群中不应该提倡普遍性癌症筛查，以病灶为中心追求癌症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缺乏意义。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肿瘤筛查也是有利有弊。肿瘤学家认为，为减少过度诊断，应减少或取消癌症筛查；对于筛查出来的恶性肿瘤，应选择尽可能简单的治疗方式，避免过度治疗，密切观察随访。因为病理检查和诊断往往是肿瘤筛查的重要甚至关键组成部分，我们也有必要关注一下。

      乳腺癌近年发病率“飙升”的原因之一是钼靶筛查的广泛使用。许多拟诊的占位性病变接受了手术治疗。其实乳腺导管上皮不典型增生与原位癌进展缓慢。有人对40~50岁非癌症女性死者做病理检查，发现其中40%存在乳腺癌病灶，并非致死原因。

      肺癌的筛查主要是X线、痰涂片检查，以及低剂量CT筛查。很多临床试验提示，针对高风险人群进行CT筛查，可降低约20%的病死率，但其最大危害却是发生过度诊断。

      临床应用CA-125检测卵巢癌始于1981年，作为“早期诊断”的指标。但美国一项78 216例大样本研究证实了这种筛查有害无益，不但未改善死亡率，而且接受筛查的假阳性个体在随后的“治疗”中发生了明显的并发症。

甲状腺癌的超声检查过去30年中逐渐推广，使甲状腺癌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均呈大幅增高的趋势，在韩国特别明显。其中大多数是惰性癌或隐匿性癌，被手术切除后才获病理确诊。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的筛查始于1990年，提高了早期前列腺癌的发现率。2007年Bangma等系统分析了前列腺癌筛查的结果，认为基于PSA的检测存在过度诊断，并指出随后发生的过度治疗抵消了部分患者因筛查而取得的收益。

      可见，凭借肿瘤标志物的血清学检查和影像学检查而诊断癌症可能是临床过度诊断的主要原因。病理检查才是肿瘤诊断的金标准。在肿瘤筛查中病理检查不能缺位，尤其是组织学检查，在标本适当的条件下可以提供准确的诊断。细胞学检查实质也是一种筛查手段，如在食管癌、肺癌、子宫颈癌的筛查中通常包括脱落细胞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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