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病理学事业取得很大发展，对感染性疾病的病理学诊断与研究也与时俱进，取得可喜成绩。主要成绩和经验可以归纳为两条: 一是从实际出发，始终紧密地与我国流行最广、危害最重的传染病相结合，从乙型肝炎、出血热、非典型肺炎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疾病(COVID-19)，以及EB病毒(EBV)、人类乳头瘤病毒(HP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等感染病的病理学研究。二是紧跟免疫组织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不断改进方法，从病原因子的定位、克隆、表达、测序、变异、诊断以及致病作用等各方面，较系统深入地对以上疾病进行了病理形态学、免疫病理学及分子病理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些病理学前辈在感染性疾病的病理学和病原学研究方面曾经做出卓越的贡献。武汉的杨述祖教授是我国寄生虫病病理学研究的开拓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在中国寄生虫病广泛流行，在日本留学的杨述祖毅然回国进行寄生虫病病理学研究，先后研究了华支睾吸虫、姜片虫、绦虫、利什曼原虫、血吸虫、疟原虫等寄生虫病的病理，每有突破,对传染性肝炎的病理变化也有深刻的著述。北京的陈德蕙教授曾经对甘肃发生的黑热病、吸入性炭疽进行深入研究，特别在病毒超微结构方面有很深造诣，2003年我国SARS流行时她首先确认其病因为冠状病毒。广西的邓卓霖教授擅长真菌病理学的研究，尤其是对马尔尼菲篮状菌、组织胞浆菌等研究深入，解决了其诊断鉴别难题，并阐明了黄曲霉菌与肝癌的关系。西安的刘彦仿教授长期从事流行性出血热等传染病和肝病的病理学研究，成果颇丰。西安的王文亮教授对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与肝细胞癌和胆管细胞癌的关系也曾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病理学家的研究为我国感染病理学奠定了基础。此外一些传染病医院如解放军302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等也陆续建立了病理科，开展了传染性或感染性疾病的病理诊断与研究工作。

 在上述病理诊断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传染性或感染性疾病的学术专著也陆续出版。如刘德纯主编的《艾滋病临床病理学》等(2002，安徽科技出版社)，徐再海主编的《实用传染病病理学》(2004，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郭瑞珍主编的《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彩色病理学图谱》(2012，贵州科技出版社)等。刘德纯主编的我国第一部《感染病理学》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24,4）。但是，相对于肿瘤病理学而言，感染病理学还相当薄弱，与西方国家相比也比较落后。感染病理学这个领域中尚需进一步拓展、探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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