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谈论病理学科的发展时，曾经强调祖国医学对病理学的贡献。在华夏五千多年的历史里，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蕴含病理学的内容。如黄帝内经等著作中即有对尸体“可解剖而视之”等叙述，更有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1247年)记述尸体解剖经验，开法医病理之先河，对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也先于西方诸国(《漫谈病理学的发展》，2015,12,1)。这里只要介绍一下宋慈对病理学，尤其法医病理学的贡献。

宋慈（1186-1249），字惠父，汉族，祖籍河北邢台市南和县，唐相宋璟后人，出生在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1239年以后在广东、江西、湖南等地主管司法、刑狱和监察等工作。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宋慈平反冤案无数，于逝世前两年（公元1247年）撰成并刊刻《洗冤集录》五卷。此书是其一生经验、思想的结晶，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它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得利编著的同类著作要早350多年。西方普遍认为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这本书曾被译成法文、德文、荷兰文、朝鲜文、日文、英文、俄文等，在法医学里也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历史中的宋慈不但在实际判案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世界法医学史和法医病理学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笔者认为，宋慈对于病理学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确立了什么疾病的病理诊断标准，也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病理学理论，而在于他作为一个法医病理学家的先驱，为病理学创建了一套诊断理念，为病理诊断提供了一种思想和实践方法，为病理人树立了一个实事求是、客观严谨的榜样。

法医病理学是病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诊断理念、方法、思路、技术等方面都是相通的。病理检查，特别是尸检，与法医检查关系更为密切。我们过去所进行的尸体解剖，多是受法医委托的。宋慈对于狱案，反复强调要“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他再三教诫审案人员“不可辟臭恶”，“须是躬亲诣尸首地头”。深入现场调查，“须是多方体访，切不可凭信一二人口说”。检验时“务要从实”，同时尚需了解被害人生前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要充分掌握真凭实据。宋慈强调，法医要敬畏生命，亲临现场勘察，要仔细认真，不能怕苦畏脏；要寻找证据并区分主次，辨别真伪，实事求是，定性准确，“贵在审之无失”。他善于学习，将生活经验与医学知识融会贯通于尸体剖验中，并借鉴前人经验。他晚年虽然有病在身，犹亲自审察公务，一丝不苟，慎之又慎，并著书立说，将宝贵经验传与后人。他爱惜人才，虽是后生晚辈，凡有一技之长，皆提拔引荐。他的具体事例和相关言论见于相关作品，本文不做赘述。在现代病理实践中我们仍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宋慈的理念与经验，并将其应用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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