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医生经常与癌症患者打交道，了解些她们的心理变化，对我们工作有帮助。有些年青医生不懂，不会沟通，把病人吓得倒在病理科的都有。

癌症病人知道真情后的心理变化

癌症象凶神魔鬼一样，不但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而且每年要从世界上吞噬数百万人的生命，在它的倾盆血口里，有年老也有年幼的，有男有女，有伟人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不管他们是有多善良或凶恶。到目前为止，医学尚不能揭开其真实病因，也没有对付它的有力办法。由于上述原因，一些人们的心理自然地会产生“恐癌症”，所以对于诊断为癌症的病人无异是被判了“死刑”。从人们心理的承受力和传统道德观念出发，医务工作者与病员家属要对病人隐瞒真情，防止病人“谈癌色变”。事实上隐瞒是隐瞒不了的，或者也是暂时的。病人一方面有意或无意地从各种途径打听自己的病，本能地猜测分析自己的病情；另一方面医务人员或病人亲友往往无意中透露出病情。癌症病人知道真情后，心理能承受得了吗？在我们所了解的资料中发现情况是复杂多样的，虽然不能一斑窥全貌，但是也能从中得益启示。

人们心理常规理解病人一旦知道自己身患绝症后就会精神崩溃，不治自亡。其实并非如此。有一中年妇女来就诊，脸色苍白但精神状态尚好，当我问她生过什么病时，她直率地说：“我生过胃癌，五年前动的手术。”作为医生对病人谈话要讲艺术，尤其对癌症病人不能使其悲观。“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患此病的？是谁告诉您的？”提出了我所要了解的问题。接着她说：“我当时几次大吐血，死去活来，知道自己的病很重，一次医生查房时，我偷看到了病历。”我又问：“您当时紧张吗？”“有什么怕，反正是一死，我比我爱人先知道生这个病。”无疑她已经作了最坏的思想打算，如毫无思想准备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的。如有一位干部患胆囊癌，手术后康复很好已经下床活动，偶然中发现自己是癌症，突然就晕倒在地上。三天内悲痛欲绝，呆若木鸡，沉默少语，只是埋头写告别信，由于医生的心理疏导，之后方恢复常态，此人术后十几年还健在。另有一位自己是医生，突然咳嗽带血丝，X线摄片后，见到有肿块阴影，立即面色刷白双手抱头躺倒在地上。以上事例证实了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情绪困扰A－B－C理论。即C（代表情绪结果），是B（代表个人的信念系统，是一个人对事件的定义和解释）所引起，而不是A（代表引发事件）所直接引起。

当病人知道自己是癌症时，也会采取一种“否认”的方式。如有位36岁的女病人，患早期胃癌，手术后将要出院时，进修医生与她讲话时说漏了嘴，当时她情绪下降低头沉思，轻轻地说了句：“我怎么会生这个病”，她无意识中否认了自己的病。另一位是39岁男病人，意识到自己患胃癌时也采用了否认的态度。那天，他来查病理报告，我问他：“病人是谁，有什么不适？”他说：“我就是，吃饭时有些噎。”我看了报告是贲门癌，试探着说：“看来有点问题，”暗示了一下。他说：“我吃饭打噎从小就有，已经几十年了，不可能会恶性，有什么问题就对我直说吧”。我想直说，又考虑到最好与家属联系后讲较妥善，接着我搪塞一下说：“现在尚不能定，希望您早日住院进一步检查以明确诊断”。“否认”属于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自我防御机制”是采取一种自欺欺人的和歪曲现实的方法来看待紧张源，借以减少心理上的紧张与痛苦，使内心世界得到安宁。这种心理反应是一种心理或精神上的自卫反应。我们还遇到一位病人用回避的方式。他是农村教师，经过胃镜检查结果为癌，家属及医生动员他手术，他说：“如果是癌我就不治疗”。逼得别人不能把真情告诉他。利用回避的方式来控制心理紧张，其作用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会延误手术时机而造成不良后果。

有一病人知道自己患恶性肿瘤后，不能克制自己的痛苦心情，把满腹怒气一下子发泄到常常是自己亲人身上，大哭大闹或谩骂责怪自己的亲人。有位乳癌患者就骂其丈夫道：“是你害了我啊”。而另一些病人则相反，不是埋怨别人，而是怨恨自己或反省，常感到自己不光彩或羞愧，并自责地说：“我从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怎么会生这个病。”好象有种罪恶感。机体上的病灶，从内部心理上去找根或从外部社会环境去寻源，并不是没有道理。有文献调查揭示癌症患者经历的负性心理社会应激因素明显多于对照组，并以消极应付为主，内向性性格亦较明显。另一调查研究癌症入院病人，发现病人较对照组具有明显的抑郁情绪。所以说，讲究心理卫生，培养乐观开朗健全的性格，调节愉快积极的情绪，对健康十分重要。还有一种病人知道真情后，反而隐瞒自己的亲人。一位病人拿到病理报告后对我说：“请你不要把癌症情况告诉我的爱人”。另有一位病人瞒着家里人，自己去入院手术治疗。他们表面看来是平静的，但是心底是痛苦的，而把压力自己扛着，为了不使家人为他担忧。我还遇上一位农村病人，患阴茎癌已经手术，但不长时间又发现腹股沟淋巴结肿大，我对他说：“你还可以再手术根治。”他说：“我不想手术了”，又想了想说：“我如果手术，我儿子一定同意，你不知道我儿子是孝子，如果我手术，万一人财两空，我儿子如何好过下去呢？”这话谁听了都会为之感动的。他们关心亲人，而宁愿牺牲自己最后的治疗。

病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对其精神上的压力与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有些病人在获悉得癌后，变得惶恐不安，坐立不安，手足无措，焦虑万分，思维杂乱，行为失序。有位老年妇女患膀胱癌不愿意手术，并说：“开不开刀一个样，我只能活六个月”。骗其手术，术后烦燥不安，把掛盐水的管子和导尿管一起拨掉，说不想活下去了。通过医生的劝导并结合用些安定类药，病人渡过了烦燥不安期。更有甚者，极少数病人，特别是以往有忧郁素质者，在罹患恶性肿瘤后，颇易产生忧郁反应，感到万念皆灰，丧失希望，消极厌世，甚至产生自杀行为，癌症病人寻短见如跳楼自杀的并不少见。有一位师范学院毕业的教师，新婚不久就诊断为肝癌，之后就绝食身亡。由于恶性肿瘤导致忧郁症状的比例较高，应当防止自杀的悲惨事例发生也是必要的。

人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当然选择生，更好地生。通过疾病的折磨，才知道健康的重要，通过死亡的威胁，方认识生命的宝贵。有这样一位癌症病人对我讲：“医生，我还要活下去啊！”，这是代表每一个癌症病人发出肺腑的呼声。人，作为有理智的生物，如果他是有相应的知识，纪律性和意志坚强的品质，那就能自觉地为自己确定一个合理的应激反应份量，更多地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病魔的威胁，与医生配合来战胜疾病，自己以幽默和乐观的情绪对待，方能动员机体的内部各种潜力来与癌症抗衡，延长生命。几年前我住院，有位病友患恶性淋巴瘤，我问他生什么病时，他幽默地对我说：“我是癌大王，医生说我是恶性肿瘤，把我妻子急坏了，她连哭了几天，我不是很好吗！我瞒了医生找来一种药偷偷地吃，我治一半，他治一半，反正医生也治不好我的病”。我还了解到一位鼻咽癌的病人，当他知道身患癌症后，就向单位领导提出要求请假去旅游，他说：“我今生今世还没有玩够，要求请假六个月到各地去白相”。领导说：“现在不是白相的时候，主要及时早期治疗”。他还对别人说：“我知道我的大概死亡时间，你们不知道，但是人总是要死的”。

病人诊断癌症后通过早期综合治疗，一些病人可以治愈，最后死亡不一定是癌症，而是其它疾病。在医学突飞猛进的今天更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当诊断癌症后到生命的结束，还有一段即短暂而又漫长的人生旅程。有很多优秀的文艺家，政治家和科学家，他们虽然癌症缠身，痛苦难忍，但是他们仍然把生命置之度外，抓紧有限的时间，来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和事业，完成自己的宿愿。如中年科学家蒋筑英和罗建夫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身患癌症后，他曾对身边的医务人员说过：“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总理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更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面对现实是明智的，有资料说明，把癌症恶讯告诉病人或对病人保密，两者对病情的后果无明显差异。凯利Kelly和弗里森Friesen在1950年报告，89％的癌症病人希望医生告诉他们实情。格尔Gerle等人1960年发现，那些被告诉了实情的病人的生活适应能力较之没被告诉实情的病人强。这样做，对病人的治疗是有利的。如海军某部肺癌患者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体的顽症，也非一日之疾。把希望寄托于某种名贵药品或某个偏方上，那是靠不住的”。他坚持气功锻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另一位前中共陕西省委某部部长患血癌，他说：“我对待疾病是持豁达态度的，说到底不过是个死。但我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步步为营，绝不轻易后撤，以延长这段路。”他还根据自己的体会和具体病情，断然采取了除了急性期就基本不用药的方案。他说：“能杀灭癌细胞的化学疗法，同样也能杀灭正常细胞，不可多用。几位和我同病的病友，大多比我的病轻，但先我而去，我看可能是药物用得太多了。在治病上，也要制止出现通货膨胀”。他在《抗癌日记》上写道：动为纲，素为常，心胸广，药适量。我相信，癌症病人组织病友协会，交流抗癌经验，并对医生提出挑战的一天，不长时间将会到来。

癌症病人知道真情后，通过以上事例的探讨，可以看出心理分析的几种类型。癌症病人知道真情后，是否能承受各种压力，主要决定他的信念系统，他对患癌症的了解和认识。从现实来看，多数患者表现为积极的态度，少数患者表现为消极的，但是通过心理疏导也会向积极方面转化。消极型的心理改变表现：恐惧，麻木，烦燥和绝望等；积极型的心理改变表现：幽默，乐观，开朗和升华等。癌症病人心理上总有一个包袱，如果身体不舒服时和遇到不愉快事时容易出现情绪波动。早期癌症与症状轻者较易乐观，晚期癌症和症状重者较易悲观。让我们了解到癌症病人知道真情后的心理变化，是为了更好地‘对付’癌症病人的心理应激反应，为医务工作者和家属做好他们的心理治疗提供理论资料。有很多临床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治疗不但可以减轻病人的心理负担，并且能直接产生治疗作用，改善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