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是爱恨交织的交响乐——欢乐和悲伤是时代的抑扬顿挫，激情洋溢或抑郁愁肠是时代的高低音的变奏混响。

一个时代的参与者也是时代的评论者，我们用言语，用行动抒发着对时代的爱与恨，惋惜和愤怒，普通人更多的是在时代中被命运推来搡去时感到无可奈何，多年后会用一句"命运的无常"来为自己的无能开脱，但在时代的当下，我们至少还是可以很容易在一大群时代"失意者"或"失败者"群体里找到"知音"和"共鸣者"，这样的群落的意义就在于大家在咒骂时代及其背后的始作俑者时，在这种痛快，放肆的发泄"恨意"的过程中共同找到廉价但是必要的快乐，但这点快乐似乎也很快有"被消失"的趋势——我们一个人民共和国居然要像大洋彼岸的合众国一样要推出一个所谓"爱国教育法案"，这是好的学不会，学坏一出溜的典型。

众所周知，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冠以爱国名义出台的法律，都是为了排除异己的实质，这类法律的共性都是公权力以合法的面目出现在个人的道德私域中，并以扫荡一切异己思想和言论为目的，这是"思想犯""文字狱"的必要前提。历史上类似的法律有著名的"禁酒令"，"麦卡锡法案"，以及那部可供我们参考的诞生于"911"事件后的美国《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这是一部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由国会通过并由总统乔治·W·布什签署成法的立法，它显著地扩大了联邦执法和情报机构的搜索和监视权力。这样一个以爱国名义命名的法律，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让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因合法言论或行事被假罪以不爱国之名，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悠久欲加其罪何患无名历史的国家，这样一部类似法律的出台，对其更是不必有任何迟疑的做出不好的预期，至少我们要提前开始抱持一份警醒。

我之前认为的中国是以一种"暗选票"的方式践行着中国式的"民主"政治生活——一切民间对政治权利的让渡都是一种执政党与民间或是政府与民间的一种默契，这种一方权利的让渡是以另一方义务的承担为对价的，至少最后的结果是令双方都满意的，但这一次就很难说了，因为这次是本该承担义务的一方要通过一部任性的法律来逼迫权利一方一次性权利让渡实现以后权利的无限让渡，从而一次性完成权利收割的动作，从此，以前的"暗选票"将不复存在，再也不会有所谓的共赢，以前的义务方将不再需要承担任何对价，执政党通过政府将永久性实现对民间权利的剥夺，不客气的说接下来回到帝制就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建国的前二十多年为新手政权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阶段，走了很多的弯路，交了很多的"学费"，白白的牺牲了很多无辜的人；自那之后30年是这个年轻国家逐渐走向成熟和健壮的青壮年时代，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思路落实到行动的每一天，国家的成长是先慢后快，直到突飞猛进的速度，这个国家在这一阶段的最后十年，经济体量急剧膨胀，民间财富规模也是通过创业和房地产相关资产快速增值实现了阶级的跨越，中国成了一个坐着火箭上升的"暴发户"式的国家；这种爆发式的扩张从内部来说是有一个自我认知的再适应的需要，从外部来说对于这么一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长大的庞然大物，各利益相关方在与之交流和交往的过程中需要对彼此间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做一次新的重估，而这个国家自我认知与外界对其的观感必然不会完全一致，因此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必然会产生各种误会甚至是短期内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满，龃龉，甚至敌意在此过程中就逐渐成为这个国家与外界交流时的主旋律。客观的看，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出乎意料的，但认清现状的意义，并不是放任这种情况就这么继续下去，毕竟由于沟通造成的不好结果出现时，最坏的办法就是拒绝沟通（即现在流行的说法"脱钩"），而是需要内外双方本着对各自利益负责的前提，理性的沟通，在沟通中再次协调各自立场，找到双方可以形成共识的价值焦点，让合作在新的起点上理性而饶有趣味的情况能进行下去，实现对之前由于一方短期快速变化导致的新的问题的解决，当然是通过最小代价的方式。

不管怎样，现在身在其中的所有人都在创造着历史，都在不断的重塑着人类社会新的结构和进化路径，当然退化也是进化的一种可能，谁知道呢，人类有可能成为以后类似恐龙一样被唏嘘不已的进化样本之一呢，只能拭目以待了。

几十年前激情年代的时候连黄土地都闪着金光，而现如今却是一个连黄金都会生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