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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病理之美

2016-06-18 22:34  阅读(407)  评论(0)  分类:数字病理

来源:生命时报

显微镜下的病理之美

显微镜下的病理之美

看似花瓣的十二指肠杯状细胞,仿若樱花树的视网膜毛细血管,犹如野鸭戏水的股骨……原本生僻而学术的病理学涂片,竟能在显微镜下展现出如此魅力。 

  近日,一场名为“科学与艺术”的讲座在中日医院举办。作为主讲者和拍摄者,中日友好临床医学研究所病理形态实验室主任技师潘琳说,显微摄影让她在裸眼无法企及的微观世界里,看到了生命的美和大自然的奇妙。

  “显微摄影为我打开一扇窗”

  潘琳工作的实验室,明亮、干净、温馨;窗台和柜子上的绿植,在阳光照射下显得生机勃勃。今年60岁的潘琳,已在这间屋子工作了30多年。她说,这就是“第二个家”。 

  潘琳从事的实验病理学研究,很容易与临床病理科相混淆。她告诉记者,临床病理科以诊断为主要目的,服务对象是病人;而实验病理学的重心是研究动物模型,探讨发病机制和疾病进程,“由于伦理学问题,这些研究不可能在人身上进行。” 

  回忆起10多年前第一次发现科学与艺术的关联,潘琳依然难掩兴奋。那时,从事基础研究多年的她,早已习惯看到写实、具象的病理形态,突然有一天,她用偏振光显微成像技术观察一个骨组织时,惊讶地发现显微镜下的画面变了,“这不是画家梵高笔下的《星空》吗?”潘琳说,自那一刻起,上天似乎给她打开了一扇窗,让她开始从美学的角度观察病理,且一发不可收拾。 

  业余时间,潘琳开始翻看美学相关书籍,中国传统写意、西方印象派画作等走进了她的显微世界。此后,一张张再普通不过的病理涂片,经过潘琳的巧思巧手,呈现出栩栩如生的美景。“离我们最近的是身体,可我们了解甚少的也是身体。”潘琳说,是显微摄影让她了解到,组织细胞的结构、色彩、排列都带有一种奇异的美,哪怕癌细胞等病变组织也不例外。 

  法国作家福楼拜曾说:“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潘琳也深有同感。她说,科学是严谨的,艺术是浪漫的,而显微摄影作品既有科学的“真”,又有艺术的“美”,是科学和艺术相通的体现。

  鲜为人知的背后艰辛

  经过多年拍摄,潘琳积累了大量作品,部分入选全国高等教育教材,并先后多次在全国显微图像大赛上获奖。在2015年中国病理年会上,主办方特邀潘琳做了名为“显微世界之美”的展览,参会的同行评价说:“做了一辈子病理工作,如此美景还从未见过,科研竟然还能这么做。”然而,打开微观世界的钥匙并不容易获得,在艳惊四座的作品背后,是潘琳鲜为人知的艰辛付出。 

  实验病理研究中,制作动物模型的程序极为复杂。为保证科研成果的客观,针对不同动物、器官、病变,实验流程都不一样。潘琳说,制作一张病理涂片一般需要经过50多道工序,包括取材、固定、切块、脱水、融蜡、切片、烤片、脱蜡、染色等,最终制成一个可供显微镜观察的4~5微米超薄标本。 

  工作之初,有位同事告诉潘琳:“想要做好科研,除了工作日,周末只能留出半天洗衣服、逛书店”。此后,这一原则就成为她坚持了30年的习惯:周末加班,平日也经常要做到晚上十一二点。“如果我每天只工作8小时,肯定做不到今天的成绩。”潘琳说,“虽然我也热爱生活,但有时需要克制自己。” 

  伴随时间付出的,还有潘琳原本的一双纤手。交谈中,记者发现,潘琳的手指较粗,右手中指有些变形。提到这点时,她本能地掩饰,然后笑着说:“我原来也有一双漂亮的手,但做了多年病理,长期用小刀切片,特别是切骨头等非常坚硬的标本,就把手指关节切坏了。” 

  实验病理研究难免要和福尔马林、石蜡等化学物为伴。由于担心化学物对身体不好,一些人不愿意做这个工作,进实验室戴口罩,怀孕了就敬而远之。但潘琳顾不上想这些,她说:“既然做了这份工作,老去想这些,就会把自己吓倒。我的生活比较规律,还喜欢锻炼身体,没觉得有什么影响,到头来,该你遇到的,就安然接受吧。” 

  相比较担心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潘琳更愿意将精力投放在研究更好的实验流程上。为了得到稳定性、重复性、可靠性好的实验数据,建立标准的实验流程,潘琳一直不断尝试。“没有几十次、上百次是摸索不出来的,只有经过无数失败,我们才能建立一套好的方法。”潘琳说,这些实实在在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实验室的灵魂所在。

  “坚守,源于热爱”

  在中日医院的医生、学生看来,潘琳是位美丽优雅、追求上进、知心疼人的“大姐”。临床医生带着问题来到实验室做科研,她会热情提供实验方法上的指导,偶尔还会充当“科研红娘”,促进不同科室的交流。在他人收获成功的时候,她会默默退到身后,选择做一片绿叶。“帮别人顺利完成科研,共同分享成绩和喜悦,这种感觉是金钱和名利换不来的。”潘琳说,“也是他们在促使我不断学习和提高。” 

  当下,潘琳最大的心愿就是毫无保留地培养年轻人。她告诉记者,我国目前非常缺乏病理从业人员,由于工作辛苦、收入清贫,很多年轻人不愿做这行。因此,她在教学中格外强调尊重“科学”、经得起打击、耐得住寂寞。潘琳呼吁有关部门,重视病理学科发展,不要让很想做事的年轻人出于生活压力丢弃心爱的专业;她也希望建立医学博物馆,广泛征集作品,让大家分享科学与艺术的交融之美,激发人们对科学与艺术的双重热情。 

  工作30多年,潘琳从没离开过这个实验室。原来一屋子的人,跳槽、转行、出国、退休的都有,只有她还在“坚守”岗位。潘琳说,她不太喜欢“坚守”这种说法,“我没有那么崇高的境界。”能坚持下来,只是源于本真的热爱,而能把爱好和工作结合在一起,让她感觉自己过得幸福快乐。 

  采访尾声,潘琳说,她有点不知所措。在中日友好临床医学研究所里,有着太多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做科研的人,他们的工作无法用金钱和名利衡量。“我只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如果没做讲座展示作品,我可能不会被更多人认识。所以不要突出我个人,实事求是做科研,心里踏踏实实,这样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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