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科的故事——医生，姐姐？小姨？

一天下午，病理科诊断室里出奇的安静。我独自一人坐在显微镜前,聚精会神的阅片。忽听得一阵轻轻的敲门声过后，是一声响亮的“报告！”。我抬起头来一看，门口站着一位身穿军装的帅小伙。此时此刻，他是一名“伤兵”。一只脚上包着纱布，显然已不能落地，手里拿着标本瓶和病理检查申请单，另一只手扶在门框上。看到他这个样子，我急忙站起身来，搬了张椅子让他坐下。“医生，这个是在您这里化验吗？我还没有找到交费的地方，你能告诉我在哪里吗？”我说：“有点远呢，在门诊楼”。那时，病理科还在旧的医技楼里，与门诊楼之间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于是替他想了个办法：“你坐在这里等一会，我请个小医生替你去一趟吧”。我到隔壁房间请了一位实习医生去门诊楼帮他把费交了，把收据给了他，又递给他一张取报告的凭证，让他三天后过来取结果。他说三天很可能来不了，一方面走路还是不方便，另一方面也不一定能请到假。结果出来请帮他保存着，他能出来的时候再来取。我说那就拆线的时候来取吧。

“拆线换药卫生所倒是可以搞定”。

“那你留个地址，我给你寄过去吧，我上下班要从邮局门口路过呢。”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

报告单出来了，没见他来取，我就照他写的地址寄过去了。几天以后，我收到了一封盖着红色三角形标识的“义务兵免费信件”。一看地址，是前几天那个“小伤兵”写的。打开信纸，一张邮票滑落出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钢笔手书还算说得过去，可是与这封信上的字相比，不得不承认：差距不小啊。他在信中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寄报告单的邮票，是一定要还给我的。作为医生，对陌生的病患能够如此鼎力相助，他深表谢意。“在信的开头，我本来应该叫您一声姐姐的，但又觉得有些不妥。原因是我看到您工作服上佩戴的上岗证，还有您在病理报告单上的签名，发现您与我妈妈同一个姓，名字居然只相差一个字。是巧合，但我更相信是一种缘分，让我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了我妈妈的小妹，那就得叫小姨了。不论是医生，是姐姐还是小姨，我已经把您当成我在这个陌生城市里唯一的亲人了。当服役期满，我会离开这座城市，但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会记住您的善良与关爱，并把这分爱心传递下去，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信的末尾是此致军礼，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茫茫人海，有时候还真是无巧不成书。一次不经意间的举手之劳，帮助的居然是“姐姐”家的孩子。两页薄薄的信纸，把一个军中小伙的人品展现在我的眼前。他不仅字写得漂亮，还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虽未曾谋面，我还是非常想给他的母亲——那位名字与我只相差一个字的女士点上一个赞：“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姐姐您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