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又流行"摆地摊"了，而且是中央政府号召的，甚至每个城市政府给各区域"城管"——这个各种无证经营的地摊主的"天敌，下达了招募地摊经营者数量的硬性指标，世界似乎与之前相比颠倒了过来，所以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讨论什么是真理，哪样是正确的，只要看政府的说法就对了，这个政府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如果说政府在疫情之前表现更多是严厉父亲的形象，疫情之后它更多展现了母性柔情的一面，又是让百姓摆地摊了，又是发消费券了。我们大多数人只看到了政府在父亲和母亲两种角色间无缝转换的神奇能力，却忽视了其背后的良苦用心。

在所有的政府眼里，所有社会上的人都是其治理的对象，政府是通过治理人来治理由人组成的社会的，而客观上天然用来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是社会的稳定，要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那首先保证社会中大部分人群的就业率的最大化，与之相对的是社会上的失业率的尽量最小化，只有这一部分人的数量小到对于社会的整体稳定不构成威胁了，社会的整体稳定就实现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就得到了体现。

而重新允许摆摊和由政府出资补贴消费券分别是政府从市场的供需两端来干预市场的行为。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自诞生起逐渐在全世界的政府中找到了自己的拥趸，政府对凯恩斯主义的这种拥抱是泛意识形态的，因为凯恩斯主义天然的契合政府对社会治理的的需要，凯恩斯是政府的天然代言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市场是不完备的，是会经常性的失灵，在失灵的时候是需要借助外力来把经济系统从错误的灾难中拯救出来，有且只有政府有这个责任和能力来扮演拯救者这个角色，责无旁贷。凯恩斯主义仿佛为政府之前或以后的各种胡作非找到了理论依据，提供了合理合法的行为解释，一切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行为在凯恩斯这里都可以找到伟光正的说辞。至此，政府在表现出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前后矛盾的行为之后也是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政府在人民面前可以出演他需要成为的一切必要角色，打着的旗号永远是：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们好。所以当劳动力市场由于疫情原因产生供应过剩的时候，在政府对各种规模企业做了充分动员之后，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社会上的时候，政府只得拿出以前的最下下策，如今却是最上上策的——放开市场准入门槛，允许人民"上街"摆摊做生意，管理的降维意味着问题的紧迫，目前的经济增速下降的速度对于就业的冲击已经到了没有功夫做细致的挑拣，只要可能有用的方式一律用上，正所谓有病乱投医，先保命要紧，这就在未来种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是如果经济回暖这部分上街的人群随着收入的增加，会由在街上摆摊升级进街边店铺经营，这个是非常乐观的情况，但如果未来状况刚好相反，由于磨盘挤压效应，街上摆摊的人收入继续下降，那他们就只能做起空手生意了——那就是美国一到大规模示威游行中失控的骚乱状态，到那时候这么一大群上了街的人怕是回不来了。注：磨盘挤压效应——越低端的收入阶层沦落到赤贫和暴力犯罪的概率越大，低收入阶层有向无收入甚至负资产状况加速转化的趋势。

摆摊是政府通过凭空制造需求的办法为过剩的劳动力供应提供出路，另一方面政府在消费市场的需求方面几乎是直接下场进行刺激——发放万亿消费券，经过本人亲身体验，消费券的确是各地方政府用付出真金白银的方式来贴补消费者，但实践中却隐藏着巨大的不公平，财政盈余平时就很多的地方政府会给出更多的消费刺激力度，原来就穷的地方政府完全无力参与这样的豪门游戏，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消费者即使有消费的欲望，即使凑热闹抢到了大城市的消费券也不可能为了那点补贴奔到大城市当地去消费，所以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到底实际产生多少拉动经济的效果政府完全是不走心的，这只是上文提到的有病乱投医的另一种方法。注：新闻插播：消费券的第二阶段的发放计划受到疫情复发的干扰暂停了，什么时候可以继续等政府通知。

无论政府是使用允许百姓上街摆地摊，还是在消费市场针对消费者发消费券给予补贴的方式刺激和干预市场等手段，毕竟还是没离开凯恩斯主义经典的政府权力行为范畴内，而计划生育这样中国式的"伟大创造"，则是对凯恩斯主义边界的再扩张。

计划生育刚刚开始成为中国国策的时候，为了推行或劝说每对夫妻只要一个孩子，政府真的煞费苦心，说辞是：我们国家家底薄，人口多，每家每户生越多日子就越穷，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我们人民要有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舍小家为大家，全国上下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着生，当时就被大众逐渐简单的理解成为"只生一个"。当时好多百姓不明白为啥不直接说只生一个，干嘛非要说成计划生育这么难理解。如今新时代来了，我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人口结构出现重大危机，少子化不仅是日本国的问题了，也成为了我们这个人口大国要考虑的事情了，政府开始鼓励适龄夫妻可以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为国家提高出生率、改善人口结构等社会问题添砖加瓦。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并应"感慨"制定计划生育国策的"伟大和远见"——计划生育这四个字让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到收放自如，生育这样一种事关每个家庭生育权，如此个性化的有极度自主权的天然权利，在我们这里成为政府可以按需调整的计划，听起来和市场中供应商对于产品的产量，牲口商根据市场对肉品的需求确定自己畜养牲畜的存栏数一样，政府权力的边界在我们这里已经逾越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跨度，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再创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估计凯恩斯老同志现在如果活着看到这一切都会被惊掉下巴。

大概20年前，我在梦里梦到毛爷爷跟我说：中国是一个大佃户国。这样一句莫名其秒的话我后来费了好大功夫大概搞清楚了它的意思，但二十年以后，我发现中国其实是牧场，人民并不是佃户，只是牧场上的牧草或是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