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科研人员来合肥参与实验项目。周发根摄（资料图片）

国外学者与我国合作的意愿更强，人才的双向互动也更加频繁

耗资约6亿美元的美国开普勒天文望远镜发现地球“表亲”的消息曾经刷爆朋友圈，殊不知，中国科学家对开普勒项目也有贡献。

LAMOST（郭守敬天文望远镜）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赵永恒研究员介绍，合作双方主要在技术上进行互补，开普勒项目的目标是探寻系外行星，LAMOST利用自身在光谱获取上的优势，为美方提供系外行星的母星（恒星）的基本情况，比如质量、组成物质等基本参数，目前已经合作产出不少成果。

在赵永恒看来，天文学领域一般不涉及经济和商业利益，因此保持了较高的开放性，国际合作的项目相对也比较多。目前，利用LAMOST光谱数据发表的论文，已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际合作。

除了天文学，从生命科学到核能利用，从大洋钻探到全球气候变化，从高能物理到空间科学，在这些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中国科学家的身影越来越多。

据了解，国际大科学计划合作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科学家个人之间的合作、科研机构或大学之间的对等合作以及政府间的合作。

赵永恒介绍，过去一般都是我国学者到国外学习、观测、研究。近年来，随着我国科研水平的提升、大科学装置的陆续建成，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正积极寻求与我国合作，人才的双向互动也更加频繁。

实验地点位于我国大亚湾核电站，由中科院院士王贻芳领衔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就是一个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研究团队由来自世界7个国家和地区的40个机构组成，其中主力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位于美国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也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

由组织者协商分配科研任务，研究成果全员共享

在一项大科学计划中，如何分配任务和协调各自工作？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应用超导工程技术研究室主任武玉介绍，被称作“人造太阳”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建设总投资为50亿美元，欧盟贡献46%，美、日、俄、中、韩、印各贡献约9%。但是在合作中，中国与其它6方（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印度）处于平等的位置，共同领导和推动项目的建设。项目的最高管理决策层是理事会，各方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相应渠道进行反馈。

“因为超导技术是聚变反应堆中的关键技术之一，中方承担的项目多和超导、电源相关，合作形式则主要由组织者把研究项目以采购包的形式分派到各个国家。” 武玉说。

武玉在ITER项目中主要担任了TF导体采购包（纵场线圈导体采购包）、PF导体采购包（极向场线圈导体采购包）等多个项目的中方技术负责人，他介绍，“目前，我们承担的采购包进展顺利，取得不少成果，包括自主发展了大型超导导体技术，技术和质量体系通过国际组织的评估；在ITER计划中首次完成大型产品交付，产品实现100%国产化，产品合格率100%。”

王贻芳认为，在高能物理领域，大科学计划已经有了较成熟的管理模式。以大亚湾中微子项目为例，我们设立了执行委员会、合作组单位代表委员会、合作组全体大会等不同层次的组织，经过讨论协商来进行关键技术的路线选择和科研任务分配。

据了解，除了合作研究、专题研讨等形式，国家大科学计划的合作方式很多样，人员互访、学术进修、代培研究生、技术转移……从人才培养到技术交流，大科学计划并不只是技术攻关，而是全方位合作。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于军，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并促成了中国科学家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成为参加该计划的6个国家之一。在于军看来，正是以加入该计划为契机，中国基因组学开始起步、发展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有科学家在回忆这项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齐名的大科学计划时讲，除了极大地加速了生物医学研究，它还开启了科学研究的新方式和组织管理新模式，例如成功领导了来自全球、受不同机构资助的千人以上的科研人员，实现最大化数据共享，对技术发展进行优先排序等。

武玉介绍，ITER项目的一个宗旨是技术共享，在加入ITER之前，1个国家所掌握的一些核心技术可以作为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但是在加入之后，由于研究使用的是ITER的经费，那么合同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就是所有国家共享。

有合作也有竞争，参与大科学计划应“以我为主”

除了国际大科学计划所指向的科研目标，参与国际合作，对于科研管理、工业制造、人才培养都有很大推动作用。

武玉说，中方的很多技术在项目参与过程中得到了发展。比如超导线、超导电缆的制造此前都依赖进口，但是在参加ITER之后，现在中国生产的超导线可以向世界各地供货，质量也得到了ITER认证。

在武玉看来，在国际大科学合作项目中，合作要大于竞争。“不是说两个国家研发同一样东西，一方一定要强过另一方，因为整个装置将来的性能不取决于好的一方或者差的一方，所以各个国家只需按照要求做到需要值就可以。”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隐性的壁垒，比如，某项产品的设计研发是在研究机构，但是产品最终可能还是由参与国家的某一公司来制造，在制造过程中采用的一些专门技术，公司往往出于商业利益考虑而不愿共享。” 武玉说。

据了解，中国的科学家在参与ITER建设的同时，已开始规划建设未来的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等离子体所立足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在科技部支持下已经联合国内相关单位完成CFETR总体设计方案，目前正在开展预研工作。

赵永恒说，目前，国际上也有不少科学家希望中国可以带头来做一些大科学项目。但国际大科学计划所需要的大科学装置、所追求的宏大目标决定了这些项目并不是一个国家所能承担的，如何实现更深度参与、扮演更重要角色，进而领衔大科学计划，需要我们在资金、人才、管理等很多方面达到较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