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走上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这条爱恨交加的路，完全是生活给我的一个意外。」

这是一场意外

2012 年初，在离我外科学专业硕士毕业还有一年半的时候，我的研究生师兄唐笑天找到我，说科室要开始探索器官捐献。因为司法来源的器官将来肯定会走向终结，器官捐献是一条新的道路，全国绝大部分的医院都没有经验，科室让他摸索着干。他考虑到一个人开车、拜访医院太寂寞，路上需要找一个陪伴的人，说说话。出于新鲜，我同意了。

2012 年的时候，大家都对器官捐献是什么不太了解，师兄唐笑天作为全国第一批协调员，也只是去参加了一个短期的协调员培训班，学习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和基本知识。于是我们俩一起临时学习了一下最新的文件和书本知识，就开始在全省所有的非移植医院进行拜访，宣传器官捐献。

每个医院都不熟，两眼一抹黑，我们带着医院开出的介绍信，一家一家医院，一个一个科室进行宣传。有的医生听懂了，表示是好事，合适的时候会给家属建议，通知我们来做工作；有的医生听懂了，但表示很担心，怕引起纠纷，态度很犹豫；有的医生则表示接受不了，劝我们不要做这个事，太危险了，说医疗环境这么差，病人都已经脑死亡了，还要切除器官，那会遭致家属的围攻。

但是不管怎么样，工作还是要做下去，我们留了每一个医院的主任和医生的电话号码，然后继续开车去下一个医院宣传。我们相信，只要宣传得够多，总会有人支持我们的工作。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编辑手机短信给每一个医生，祝他们节日快乐，落款都是湘雅二医院移植科郭勇，感谢您支持器官捐献。只要有一个人回复我的短信息，我都会兴奋好久，因为我们的工作终于引起医生们的注意了。

可即使这样，从 2012 年年初开始，到 10 月份，整整 9 个月，我们没有接到一个电话，也没有做成一例器官捐献。我和师兄唐笑天都很气馁，不知道器官捐献，路在何方。但是我们仍然每天都开着车上路，生活枯燥，但是还得继续。

一次成功 感慨颇深

2012 年中秋节过后的一天，我和他开车到怀化，像往常一样，不抱任何希望地走进怀化市一家医院，找到 ICU 的主任，他很认真的听我们介绍完我们的来意，他说：「我病房现在就躺着一个这样的病人，脑死亡，非常符合你们的要求，但是他的家属不愿意前来医院，已经欠了我们医院的费用了。」

我们听完，内心感慨万千，因为这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潜在捐献案例。

我们急切的询问 ICU 主任，家属在哪里，我们去找。主任说，他也不知道家属在哪里，只知道这个病人是外地的，社区和派出所送过来的。于是，我们马上开车到派出所，找到当时送病人的民警，民警听说我们的来意，很好心的告诉我们病人的户籍地址。这个病人的户籍在湖南邵阳市洞口县的一个乡镇，离怀化市约 120 公里。于是我们马上开车前往。

到达当地已经是下午 5 点多，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忐忑，激动的是我们马上可以找到病人的家属，忐忑的是，我们怕遭到家属的拒绝，甚至是围攻。我和唐师兄一商量，我们决定先找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帮忙，毕竟我俩对当地不熟悉，要是家属再一激动，我们遭到围攻，可就得不偿失了。于是，我们找到当地派出所，当我们讲明来意以后，派出所民警很热心，马上电话找来了当地的村支书。

我们从村支书那里了解到，病人已经离家出走近 20 年，他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妻子也改嫁了，倒是有一儿一女，跟着病人的大哥长大。我们找到病人的哥哥，当我们说明来意，病人的哥哥表示做不了主，毕竟他的儿女都已经成年。病人的女儿在深圳当幼师，儿子就在洞口县城，没成家。但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跟着父亲生活，父亲离家出走的时候，他们都年幼，所以他们对父亲很模糊，都表示不想管这个事。

这下，我们找不到做主的人了，这个潜在捐献者可能要以失败告终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潜在捐献的线索，就要面临失败。这时候已经是吃晚饭时候，我们邀请民警和村支书到当地的饭店吃饭，表示感谢，顺便喝了点酒解愁。吃饭聊天的功夫，村支书听说我们做这个工作都快一年了，还没有做成一个，觉得我们也挺不容易，他说他等下吃完饭到病人家里再去做做工作。我们感动得差点没有当场抱着村支书哭一鼻子，不管做成与否，至少村支书对我们工作的这份理解令人感动。

于是，吃完饭后，村支书前往病人的家里做工作去了，我们和民警在饭店等待结果，大概半个小时候，村支书来电话，病人的哥哥请我们到他家去，他们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到达病人哥哥家里，我们把病人的病情和他们详细解释了一下，病人因脑出血已经脑死亡，没有任何救治的希望，但是他的器官可以用于挽救他人的生命，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大善事，希望他们家里慎重考虑一下。病人的儿女两兄妹打电话商量了以后，决定原谅父亲这些年来在他们生活中的缺失，也同意用父亲的器官去挽救其他人的生命。

于是，第二天，病人的儿子和我们踏上了去怀化的路，同时我们通过湖南省红十字会，委托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协调员，找到病人的女儿，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

但是，当我们一切手续都准备好，即将手术的时候，怀化市三医院的院领导不同意我们在医院手术室获取，因为他们不了解器官捐献，认为手术应该转到长沙去做。可是脑死亡的病人连呼吸都没有，怎么转到长沙去呢？不管我们怎么和该院的领导解释，他们都表示，器官捐献是好事，但是不要在他们医院做，以免产生纠纷，因为没有这样的先例。就这样，解释工作一直从上午十点拖到下午五点，事情就一直僵持在那里。

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求助于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处，最后由医政处处长亲自做解释工作，我们才得以进入手术室。就这样，我们的第一例器官捐献案例在百般曲折中诞生了。

这个案例的成功，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的导师还特别组织了科室会议，要大家总结经验。因为器官捐献工作中的繁琐事情比较多，安排当时的医务部副部长负责我们的具体工作，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得到医院的支持。有了第一例，慢慢地，有了第二例，第三例，2012 年我们一共完成了七个成功的捐献案例，过程虽然曲折，但是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每一个案例都有我们团队和当地医院医生的辛勤付出。

随着案例的积累，我们的工作经验也在积累，对于捐献当中遇到的困难也更加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和湖南省红十字会的领导也逐渐开始重视，在器官捐献方面的投入逐渐增多，并且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只要有家属同意报道的，我们都会请省级媒体进行报道，器官捐献也逐渐被基层医院的医生认可，他们开始在工作中为器官捐献主动做工作。

医院领导对我们的工作高度重视，工作中的困难只要反映上去，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随着潜在捐献者案例的增加，我们的工作量也在逐渐增大，协调员由开始的两个人逐渐增加到了八个人，大部分都是男护士。他们刚出来的时候没有经验，就由我们几个经验相对丰富点的带，边带边摸索，慢慢地都能独当一面。2013 年、2014 年、2015 年，我们的捐献案例都在逐年地递增，

2014 年我还代表我们医院远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第 20 届国际人体器官捐献与获取高级培训班，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经验。似乎故事正在朝着美好的结局发展，但是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协调员这个工作，是世界上最耗人精力也最磨人的一项工作。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里面，最磨人，没有之一。

风雨兼程 我仍在坚守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的手机必须 24 小时保持通畅，为了在熟睡中能够听到手机铃声，我把手机铃音调成最大，我经常在深夜十二点以后被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吵醒，连同吵醒的还有我的家人，他们不堪其苦，但是他们知道这是我的工作，从来没有抱怨，只是，我内心知道，他们深受其苦。

同时，因为接到电话就要出发，我的计划经常被打断，我从来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在我的记忆里面，我和妻子的婚纱照都是分三次拍完的，每次拍到一半，我接到电话就要走，只能临时改时间。我和妻子结婚也是赶着五月三天小长假结的婚，没有婚假，因为结婚的第二天，我又接到捐献的电话，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当然，每做成一个案例，会有人获得重生，也许这是唯一能够支撑我走下去的原因。但是在每一个器官捐献案例里面，不闻新人笑，但见旧人哭，尤其看到年轻生命戛然而止，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的内心无比感慨生命的脆弱。每一个捐献者都是因突发疾病或者意外才走到生命的尽头，当捐献者家人苦苦等待治疗无望，反复拷问、反复斟酌接受器官捐献这项选择的时候，往往我也陪伴他们走完了他们痛苦绝望的心路历程。

他们哭泣，我内心哭泣，他们绝望，我内心跟着绝望。长此以往，我的内心变得无比敏感、低沉，对生活的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有时候无缘无故把工作中的焦躁情绪带给家人，变得莫名其妙生气，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就是传说中的抑郁。

如果说协调员工作让身体和心灵都不堪重负，那么最让人无法释怀的是我对于自己未来的忧虑。我是一名有着医学梦的临床医学生，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好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如果沿着医生的路走下去，只要我努力，我就会沿着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这条职业晋升路走下去。

诚然，要做一个好的医生需要付出艰辛，但是，至少只要付出，就有收获。但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职业出现在我国才短短几年，我们现有的体制，让协调员的职业晋升变得充满了悬念。我们充当了器官移植医学里幕后的英雄，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件事始终变成我的一个心头结，变成了我刻意回避而无法解答的方程式。

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但是工作还要做，因为还有更多的人在绝望中等待救治，每天都有病人在等待器官中绝望地死去，每天又有新的病人加入这个绝望等待的队伍。

当想到这些，我没有理由停止工作的步伐。器官捐献这几年，让我更加学会思考，更加多地了解到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群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更多地被普通人的大爱和平凡所感动，也让我更多地学会珍惜，也学会理解。

在器官捐献路上，我们在付出，也在坚守，我们迷茫过，也哭过怨过，但是哭过怨过之后我们重新振作，我们风雨兼程，我们继续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