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每年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北京化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天伟都要说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视野有多宽，他的事业就能走多远。

这句话既是一位校长对青年学子的殷切寄语，也是一位留学归国人员创新创业的切身体会。

受益于三位导师

“到‘十三五’末，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首先用生物质生产PX的国家。”谭天伟说，“用纤维素做PX，这是一项革命性技术，转化率很高。”既注重课题研究的前瞻性，又考虑其产业化的可能性和经济可行性。这是谭天伟一贯的科研风格。

早在1999年，谭天伟就开始琢磨用地沟油制生物柴油。当时，国内原油供给并不紧张，没有人理会他这种近乎疯狂的想法。一家企业的负责人甚至笑他杞人忧天：“小谭啊，这个项目恐怕等你退休也应用不了。”

“咱中国人从来不缺创造的热情！”几经努力，谭天伟领导课题组提出了酶法合成生物柴油技术，转化率高达96%，品质达到欧洲标准，万吨级的工业化装置如今也已开始运行。

谭天伟经常跟他的学生强调：一方面要原始创新，技术引领必须站在学科前沿；另一方面要为经济和产业服务，否则发展就没有立足之地。

其实，谭天伟是在向几位导师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清华到德国、瑞典，受到不同老师的影响，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让我受益匪浅。”

从本科到博士，谭天伟在清华鼓励原创的环境下，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德国，他的导师非常注重成果产业化。谭天伟记得，他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一个实验，认为做得很好，而德国导师却把他的报告扔进了垃圾桶，并告诉他，经济成本虽然是企业考虑的事情，但为了更好地进行成果转化，科研人员选题时也应该考虑成本。

他的瑞典导师则非常注重创新。“选题如与前人有雷同，他就说不要干，再去想。”谭天伟至今印象深刻。

万事开头难

“国外的条件再好，我还是希望能在自己的家里做些事。”1993年，谭天伟学成归国，来到北京化工大学做博士后。

那时，他所拥有的仅仅是2万元的博士后研究经费。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紧缩开支。

“蹬着三轮车从学校到三台山购买危险化学品，公共汽车不允许坐，出租车舍不得打。”谭天伟回想起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大清早出发，20多公里路，来回三个半钟头，但还挺高兴。”

还有一次，谭天伟从东单买了恒温水浴锅等设备，抱着大包小包坐104电车回学校。售票员特别不高兴：“带这么多东西，你怎么还来挤公交车？”他不好意思笑笑说：“省钱。”

“每次省下来的车钱，能多买不少药剂和设备呢！”靠这样精打细算，谭天伟利用有限的科研经费起步了。

他后来常常对年轻老师说：“青年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踏踏实实，打好基础，等到机遇来临的时候，你才能抓住它。”

正因深知年轻人起步的艰难，谭天伟当校长以后，给每一位引进人才相应的启动经费，并且专门成立青年引进人才孵化平台，给青年科研人员提供过渡用的实验室及运行费。

“一个人的发展，个人素质和自身努力当然非常重要。”但在谭天伟看来，无论能力多强，没有好的环境和外界的支持，也是发展不起来的。

他经常参加博士后联谊会、归国人员联谊会的沙龙，了解年轻人的需求，力争给他们创造机会。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了校长、院士，谭天伟还一直在给本科生讲课。“一学期48学时，再忙也要挤出时间来。”因为他认为，只要教师出身，必须尽一份教学的义务。

再坚持一分钟

科研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可谭天伟坚持：“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作100%的努力。”

20年前的北化工科研基础薄弱、经费短缺，当了解到维生素D的研究被列入“九五”攻关项目，谭天伟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答辩时面对两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回答问题和研究思路都比较切合实际，经费要求又比别人少得多，最终谭天伟以微弱优势获胜。这让谭天伟喜出望外，“这毕竟是我第一个真正靠竞争获得的大项目”。

随着项目推进，谭天伟发现，维生素D的原料麦角固醇成本高，无法和国外产品竞争。中期考评的时候，评委们质疑能不能做成，认为这个项目必判“死刑”了。

但是，谭天伟没有放弃。

1997年暑假，在参观华北制药厂青霉素车间时，谭天伟看到青霉素菌丝体被当成废物被农民拉走，当时马上冒出一个想法：“这些菌丝体中是否有我要的麦角固醇？”

他赶紧要了一包带回北京分析。结果发现，麦角固醇含量竟高达1%，而对此没有任何文献报道过。他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廉价提取麦角固醇的一种新途径。

谭天伟赶快调整思路，全力进行从青霉素菌丝体提取麦角固醇的工作。“要是沿着别人的路走，想超车何其难也。”他另辟蹊径，用废物提取原料，出奇招解决了问题。

由于生产成本的降低，项目成果很快实现了产业化。这项技术先后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在科研过程中，谭天伟经常鼓励年轻人要敢于创新，“有时候觉得困难简直无法逾越了，再坚持，再坚持一分钟，可能就跨过去了，最后的胜利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