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艺术史上，有一些女人，不因她们自己的才华而是因为她身边的男人成名，比如阿尔玛.马勒——一个奥地利风景画家的女儿、马勒的夫人。确切些说，应该是阿尔玛.辛德勒，因为马勒只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而她的几任丈夫都是欧洲的精英人物，第二任丈夫建筑大师葛罗皮斯，是包豪斯建筑流派的创始人，他令20世纪的建筑设计挣脱了19世纪各种主义和流派的束缚，第三任丈夫韦佛尔是小说家，还有她的情人画家柯克西卡以及初吻恋人克林姆特（后者的一幅肖像画曾在2006年，卖出了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价钱，为当时的世界之最）。

       他们成名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建筑、绘画和书籍，而阿尔玛则因为他们而青史留名。他们都先她而去，她独自活下来，而且活得够长，成了一个胖胖的老太太，住在纽约的公寓里，公寓一边是书房，一边是音乐室，音乐室里有她一个丈夫的交响乐，书房里有她另一个丈夫的书，还有她情人的画作。

      当然，让阿尔玛真正成名并至今仍不被忘记的还是马勒。1902年，她20岁，马勒42岁，是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在音乐界早已如日中天。对她一见钟情，穷追不舍。对自己的外貌她在回忆录里说：“我那张脸，在我年轻的时候，大约还算是好看吧。”我想，之所以如此轻描淡写，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容貌足够自信——有她音乐家丈夫写的交响乐“情书”和画家情人的肖像画为证，哪还用得着她自己出来说什么？她更愿意强调，那些天才男人之所以仰慕她并不是因为她的外貌，而是她的智慧还有才华——成为马勒夫人后，她外出旅行时总带着一只箱子，里面是她自己作的100多首曲子。事实上，从他们结婚到马勒去世的9年里，阿尔玛的确对马勒表现出了极大的体谅和忍耐，她为了马勒而放弃自己的音乐创作，帮他誊写乐谱、听他演奏，忍受他那些怪癖的生活、工作和创作习惯。就是在他们结婚的同年，马勒写出了“第五”，虽然以葬礼开头，但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优美的，尤其是第四乐章弦乐与竖琴的合奏，充满了无尽的柔情和憧憬，美得让人叹息，而他将此作为写给阿尔玛的“情书”。

      尽管如此，还是无法用道德标准去评判阿尔玛，因为在她还是马勒夫人的时候，就跟建筑师因“色”生情——葛罗皮斯年轻英俊，才华横溢，而且教养一流；而后来当她还是建筑师妻子时，又与小说家韦佛尔因诗生情，后者比她小11岁，后来成了她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丈夫至到1945年韦佛尔去世。这中间，还有她与众多男人那些说得清道得明或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纠感，包括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柯克西卡等等。

       作为女人，她的母性似乎更多地表现在对那些天才男人的呵护，而不是她的孩子们——马勒的女儿玛丽亚四岁半时染病夭折（据说，她将怨气发在马勒的“第五”上，好好的乐曲竟以葬礼开头），韦佛尔的儿子马丁早产夭折，建筑师的女儿玛侬，17岁时得小儿麻痹，然后死去（音乐家贝尔格还专门为美丽的玛侬写过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在她和那些男人们生的所有孩子中唯一健全长大的是马勒的小女儿安娜——在她80多岁时，60岁的安娜照顾她。

      我不知道可以用怎样的词来形容阿尔玛，因为她最大的吸引力的确不在容貌，而在于她性格中那种强烈的质感——“她是最好的女人，也是最坏的女人”，比如她一生遭逢两次世界大战，一战爆发她的建筑师丈夫和画家情人都上了战场，二战期间，她随第三任丈夫犹太人韦佛尔在欧洲四处逃难，从一个城市逃奔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领事馆赶到另一个领事馆，至到后来罗斯福夫人组织对德奥知识分子的营救，他们才辗转到了美国，对这一切，她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抱怨，相反,那些男人尤其是那个浪子般的韦佛尔跟她在一起时几乎都创作出了他们最好的作品。

       以中国文化的视角实在无法找到一个适当的词来形容阿尔玛，我们惯用的“红颜知已”之类都太浅薄，晚唐的春风十里或晚明的秦淮月色都不足以形容她与那些男人的生活。或许可以从法国17、18世纪贵夫人的文化沙龙那儿找到某种解释，她身上大概也是传承了几代沙龙女人的使命——唤起思想灵感，预期他人心灵。而她本人，先得有足够好的气质——不仅仅是此岸的缛华优渥，还有来自血液里的矜贵优雅和骨子里的教养，而且，还有本事把那些庸常的日子变得妙趣横生、让人愉悦。当然，欧洲文化的传承也给她送去了那么多有资格被写进文化史，甚至改变人类艺术文化进程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