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第四部分 环境问题

打下这几个字，犹如土豆背得那句诗：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哪怕具体到我自身。然而，若是我不去思考与分析，怕是很多人都难能分析：我在挪威毕竟是学环境经济学的科班出身，这件事在光头的身上更极具讽刺，他的科研方向是环境治理和环保材料的研发。

我是个大而化之的生活粗人，从来没有抱怨过周边的环境多么糟糕，01年去日本北海道附近呆了段时间，是佩服那里环境不错，但是却也真没有嫌弃上海多糟糕。04年的时候听到一个岗布（一个日本人）抱怨下了飞机觉得喉咙痛的时候非常嗤之以鼻，心里暗暗说：我们这里环境那么糟糕，你还来干啥？不如折身原班回去！

我真正体会到空气污染是07年从挪威回国，在北京下飞机的那一瞬间，突然感觉眼睛很酸，喉咙发堵，岗布的话犹然在耳。也许，日本鬼子不是故意羞辱我们日新月异的上海。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不敏感，但是若是跑去一个环境清新的地方住上若干年，便深有体会。同期回国的有若干好友，我们在电话里七嘴八舌交流我们似乎真的不适应中国国情了：喉咙干，空气呛、超市吵、街上横冲直撞到处是车。这不是矫情，这是事实。这也不是牢骚，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回国半年，我和芳芳阿蒙等无一例外地病倒，不是感冒就是发烧就是有个啥啥啥小手术，光头嘲笑我们，是挪威那个地儿太干净了，像无菌实验室，一帮中国小耗子关到里面几年再放回原有环境，身体里的免疫系统和抗体都不能抵御实验室以外的病菌侵入。是，我不多的回国朋友里面，除了我，梅森得了胸腺癌，甘霖得了血方面的病。

也许，这只是牢骚。除非国民觉醒，否则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这个环境、这个国情。

网络上查一下，就会有触目惊心的数据：现在公布的数据说癌症总的发病率在180/10万左右，也就是每10万人中有180个人患癌症。（以下文字摘自http://www.china.com.cn/info/2009-12/13/content_19056331.htm）中国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城市：上海。据统计，上海癌症发病率1980年比1963年增加了一倍，超过北京、天津的25%，为全国城市第一位。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癌症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市区女性的癌症发病率比20年前上升了近一倍，每100名上海女性中就有一人是癌症患者，也远高于我国其他城市。

也许我看这段文字和大家不同，因为我更加知道每个代表病人的数据背后，都是一个个即将离开人世的生命和撕心裂肺不再完整的家。

我并不是说，大上海的污染让我得了癌症，而是自我感觉，这可能是我诸多癌症成因的一个因素：我不该毫无过渡时间地从一个无菌实验室出来，就玩命地赶论文，在周边空气污染、水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机的大环境里，免疫力全线下降的时候压力过大用力过猛，加上长期积累的东西一下子全部爆发了。

【5】

话说十年前，本科和研究生我有一年的非校园空档，这一年里我工作、考研和去日本。除却日本之旅，我都住在浦东一间亲戚的新房里。新房新装修，新家具。开始新房有点味道，我颇有环保意识地避开了两个月回了山东。等从山东回来，看房间味道散去，我也心安理得住了进去。

07年房子处理，光头怜惜那些基本没有怎么用过的家具，当些个宝贝似得千里迢迢从浦东拉到了闵行研发中心用。哪里想到，09年他开始研究除甲醛的纳米活性炭，有次偶尔做实验的时候，打开了甲醛测试仪，甲醛测试仪开始变得不正常，一般来讲高于0.08已然对身体有危险，而屏幕上的指数是0.87。清查罪魁祸首的时候，东西一样样清除，一样样扔出研发实验室检测，最后，把家具扔出院子测，结果是，那些家具的检测指数犹如晴天霹雳。

光头立刻石化。

然而为时已晚，事隔半年，我查出了乳腺癌，医生对光头说开始癌症的普及教育令光头时不时脑袋里灵光里一直在闪出那套家具和那批令他愤恨的甲醛超标数据，医生说：肿瘤的肿块不是容易形成的，癌症的发生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要经历多个阶段。从正常细胞到演变成癌细胞，再到形成肿瘤，通常需要10～20年，甚至更长。当危险因素对机体的防御体系损害严重，机体修复能力降低，细胞内基因变异累积至一定程度，癌症才能发生。癌症发生的多个阶段为：正常细胞→轻度不典型增生(分化障碍)→中度不典型增生→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早期癌(黏膜内癌)→浸润癌→转移癌。从自然病程来看，即使过去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肝细胞癌，从发现到死亡也有3～6个月的生存时间。而据估计，从癌变开始（以甲胎蛋白－即AFP开始低水平升高算起）发展到晚期，有至少2年时间；从单个癌细胞发展到AFP升高的实际时间还要长得多；乳腺癌在临床发现肿块前，平均隐匿时间为12年（6～20年），确诊以后的自然病程也有26.5～39.5个月。

也就是说，我的乳腺癌很有可能是当时那批家具种下的种子，那些癌细胞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伺机等待我体内免疫力防线有所溃泻的时候奋起反攻。

光头无语，我亦无言。这是要命的疏忽，然而，谁能想得到呢？

一日在病房，夜里聊天，我和光头不约而同讲到这些家具，我感慨防不胜防的同时开玩笑：说不定你那个国家专利日后卖得很火，记者会专门报道你：甲醛家具残害爱妻毙命，交大教授毕生创发明复仇之类。哪里想到光头歇斯底里哑着喉咙叫：“我宁可他妈的一辈子碌碌无为，也不想见到这种话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这句话对他的内心来说不是玩笑，而是天大的讽刺。一个终年埋头在实验室发明了除甲醛新材料的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爱人却经年累月浸泡在甲醛超标的环境里，最终得了绝症。

【6】

我曾在rj医院断断续续住院长达半年之久，半年之内接触了大概三五十多个病友。开始住院那阵儿癌痛难忍本命不顾，后来不是那么痛了，就开始在病房聊天。

我读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的课程，修社会统计、社会调查两门课不知道重复修了多少遍。幼功难废故伎不弃，自觉不自觉的病房聊天里，我就会像个社调人员一样，以专业且缜密的思维开始旁敲侧击问一些问题：这是自发的科研行为，因为我一直想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有时候问到兴头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潜伏在癌症病房里的青年研究学者。然而无比讽刺的是，现实是我是一个潜伏在青年研究学者中的癌症患者。

长期潜伏的样本抽样（n>50）让我有足够的自信去推翻一个有关乳腺癌患者性格的长期定论，乳腺癌患者并不一定是历经长期抑郁的。可以肯定的说，乳腺癌病人里性格内向阴郁的太少太少：相反，太多的人都有重控制、重权欲、争强好胜、急躁、外向的性格倾向。而且这些样本病人都有极为相似的家庭经济背景：她们中很多人都有家庭企业，无论是家里还是厂里，老公像皇帝身边的答应，她们一朝称帝，自己说了算。家庭经济背景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来瑞金治病的人，尤其是外地人，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背景，是不太会在那医院久住长治的。

身边病友的性格特色不禁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性格。我很喜欢自己的性格，即便有次酒桌上被一个哥们半开玩笑地说上辈子肯定是个山东女响马也好不以为然。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后来生病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性格不好：我太过喜欢争强好胜，太过喜欢凡事做到最好，太过喜欢统领大局，太过喜欢操心，太过不甘心碌碌无为。

简而言之，是我之前看不穿。

我曾经试图像圆圆三年搞定两个学位一样，三年半同时搞定一个挪威硕士、一个复旦博士学位。然而博士始终并不是硕士，我拼命日夜兼程，最终没有完成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自己恼怒得要死。现在想想就是拼命拼得累死，到头来赶来赶去也只是早一年毕业。可是，地球上哪个人会在乎我早一年还是晚一年博士毕业呢？

我曾经试图做个优秀的女学者。虽然我极不擅长科研，但是既然走了科研的路子就要有个样子。我曾经的野心是两三年搞个副教授来做做，于是开始玩命想发文章搞课题，虽然我非常地迷茫实现了做副教授的目标下面该干什么，不过当下我想如果有哪天像我这样吊儿郎当的人都做了教授，我会感到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很失落。当然，我非常肯定一定地负责地说，我认识的一些垃圾无论科研能力和人品道德还真不如我。不说这些了，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扑了命上去拼，不能不说是一个傻子干得傻事。得了病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

我天生没有料理家务的本事，然而我却喜欢操心张罗。尤其养了土豆当了妈之后心思一下子缜密得像mintmm了，无意中成了家里的CPU，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应该什么做什么事情，应该找什么人去安排什么事情统统都是我处理决断。病前一个月搬家，光头梦游一样一无所知，感慨怎么前一夜和后一夜会睡在不同的地方。后来病了，我才突然那发现光头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是个上辈子就丧失了料理日常生活的书呆子。离开我地球照转，我啥都没管，他和土豆都能活得好好的。无非，是多花了几两银子而已。可是银子说穿了也只是银子，CPI上涨，通货膨胀，我就是一颗心操碎了，三十年后能省下多少呢？假如爹妈三十年前有一万块，基本上可以堪比现在的千万富翁身价，可是实际上现在的一万块钱还买不了当年500块钱的东西。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死死生生之后，我突然觉得，一生轻松。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闲事淡事，我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人，我也不再关心谁比谁强，课题也好、任务也罢暂且放着。世间的一切，隔岸看花、风淡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