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

天京（南京）陷落，在十二万的湘军欢呼中，太平天国降下了帷幕。

电影《投名状》中，正是表现了这段残酷的历史。

在这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14年战争中，全国人口下降了40%，保守估计有7000万人直接死于战争，几乎超过二次世界大战，太平军和湘军都使用进口武器，引进西方战术作战，把全国近1/4的国民送进了坟墓。

一般来说，大破之后有大立，惨痛的战争之后人们如果能吸收教训推动社会进步，那才是有意义的。

与现代人想象的不同。太平天国与其说是中国一次现代化的尝试，不如说他是类似于 黄巾起义一样纯破坏的力量。破坏有余，但建设不足，因为从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表现来看，他们甚至比满清更保守更愚昧。举一个例子，咸丰皇帝有有皇后妃嫔十九人，而洪秀全的“天妃”却有88个。

而湘军也并不是一支只会杀人的军队，湘军中充满大量年轻魄力，在当时外国人看来也是思维灵活学习能力极强的年轻人，当时的湘军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为首，后来还有淮军的李鸿章，清朝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说完全是他们这批人支撑着的。

这批人也并非大家想的都一门心思死忠于清朝，比如左宗棠，早年历史里甚至曾经尝试过投奔洪秀全反清。而当天平天国战争即将打完时，这些湘军将领们脑子就在翻来覆去的想一个问题。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清朝的旧式陆军绿营八旗已经腐烂，不过是空架子，在4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20万满蒙军队在不到2万的英法联军面前灰飞烟灭。而湘军的建立是这些读书人自筹资金按着戚继光训练法和借鉴西方军事技术一手培养出来的，士兵们只认长官，不认朝廷。只要给士兵们讲清好处下命令，这只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会摧毁一切敌人。

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当朝廷的军队无法应对全国性的大规模叛乱，下放军权让地方势力自组军队时， 这个王朝就实际已经完蛋了，例子就像东汉末年，汉朝让各地方官员和军人自己组织军队镇压 黄巾之乱，然后黄巾军是被镇压下去了，可汉朝皇帝也失去权力成为军阀们的玩物。

和汉朝一样，清朝实际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就已经被判了癌症晚期。

而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日本尚未开始明治维新。，除了俄国外，其他西方强国对东亚并没有太多领土野心，也就是想能找到个比较能够沟通的政府，占据些贸易据点能源源不断的让西方产品进入市场。所以西方国家在太平天国刚刚兴起时，曾以为找到了比满清更好的沟通对象，只到发现洪秀全是个比清朝皇帝更不好讲话的宗教狂，才反过来去支持清政府。

这时候，中国如果有个比清政府更开明的势力出现，其实他们并不介意考虑支持。明治维新得到西方支持是明证。

对于湘军的开创者和领袖 曾国藩来说，他的选择有下面几个。

一，上策 做唐太祖李渊 趁着隋末天下大乱，趁机攻下长安，扶持一个隋朝傀儡皇帝，再让傀儡皇帝玩个禅让仪式解决合法性问题，建立新的王朝。

二，中策 做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军权不能丢，位极人臣，坚决不做皇帝，要做就做 皇帝的爸爸。

三，下策 做郭子仪，安史之乱时掌握兵权，打完仗又被废权，然后唐朝一旦有搞不定的敌人就把他当法宝 拿出来用用，一旦搞定敌人就把他“鸟尽弓藏”，一辈子三次掌握军权，但一直老老实实的任捏任搓，死后成为历代功臣偶像和朝廷宣传楷模。

湘军将领们努力的互相沟通着确认彼此的想法，但他们知道，最终还是大哥曾国藩来决定一切。

太平天国快灭亡时，左宗棠请胡林翼转交给曾国藩一封密信，信的内容是一附对联：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古人说话就是这么弯弯饶绕，没事扯一堆典故，我简单的解释下，意思就是左宗棠在试探：“天命是有德之人应得的，现在应该可以尝试下问鼎天下了吧”。

如果曾国藩回个 “可” ，那湘军是不介意给曾国藩来个黄袍加身的。

结果曾国藩把对联改了一个字还给左宗棠

“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这一个“未”让左宗棠他们凉了心。

胡林翼在转还这封信的时候，还附有他自己的一句话，叫：“一似一未，我何词费！”说明他和左宗棠一样，也想劝曾国藩造反，可见了曾国藩改字表明不反的心迹后，也颓然无话可说。

而另一位湘军重将彭玉麟也派人给曾国藩送来密信，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对这些，曾国藩不是装傻，就是委婉拒绝，最后湘军将领们来了一次群体请愿要他表态。

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率三十多位湘军的高级将领来见曾国藩。曾国藩也坚决不出来见大家。让人送了一幅对联出来。

这副对联很有名。上联是“倚天照海花无数”，下联是“流水高山心自知”

一个人站在绝高之处，面对的却是容纳百川的大海，可谓气象万千。观海之人有倚天之高，所以再奇诡、再惊人、再诱惑的景象，也不能动摇其志、动摇其心，所以下联有曰“心自知”，而这种自知之心实在有“高山流水”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窥见的。

曾国藩这副对联依然说的是自己决不造反的决心，并把不造反的理由也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我自有心中的坚持，自有人生的境界，那些如“花无数”一般的绚丽景象对我是没有诱惑力的。

明清以来，儒学的熏陶只讲君臣之义，不讲民族之义，也就是说，在当时儒家信徒们的心中，忠于君王，是比民族大义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元朝灭亡时有大量的儒家信徒甘愿效忠元帝远走大漠。 曾国藩铁了心要效忠清廷，于是将领们心灰意冷，推翻清廷，恢复汉人衣冠之事成了泡影。

湘军没了理想和追求，最终都变成了以捞钱当官为目的。逐渐和清廷旧体制融合。而左宗棠们虽然搞了洋务运动来企图挽回国运，但终究是在旧格局里做事，失败早已注定。

那话又说回来，曾国藩后来又对自己当初的决定后悔过吗？

又多了三年， 1867年7月21日

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 赵烈文聊天。赵烈文也是个当时的历史奇人，在对时局的预测上，无论军事，经济，社会，他都以眼光独到精准闻名。

赵烈文先和曾国藩一起讨论了下时局，然后说了一席话：

天下治安一统的时间太久了，看形势必定要分崩离析，我估计，未来会有一天，先是中央政权解体，然后是地方割据四分五裂，人自为政，应该不超过50年了！（事实是到1912年清朝结束，清朝撑了一共45年）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会否南迁呢？” 赵说：“恐怕是直接倾覆，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其实是凭借运气。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是不能影响大势和结果的。”

曾国藩沮丧的说：“我日夜都想着死，就怕活着看到这个朝代结束的那一天。”

他放弃了建立新朝代的机会，按儒家道德效忠一个腐朽的异族王朝，想做郭子仪一样的名臣功臣，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最终都是带着失败和悔恨情绪离世。

因为他们的选择虽然成就了自己的名臣理想，也有了荣华富贵的一生，但中国的国运，却在他们繁华似锦的一生里，悄悄的下滑下去，最终沦为一个满目疮痍的第三世界国家。

四十多年后日本首相 伊藤博文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也感慨不已，他说中国本该早于日本完成向近代国家过渡，

“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